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每次回到武汉学院都感到很亲切。这么快又到了年底，迎来了新年。这次来到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上，很高兴看见师生们这一年来的努力，也看到学校这一年来的进步，在这里先恭贺获奖以及获得提名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想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聊天，聊一聊这一年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一、斯坦福：法学院的访问学者
去年9月，我在斯坦福大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问学习，主要是在法学院学习。时过三个月，现在是假期，过几天我又要回去继续研究和学习。我研究的课题是知识产权。我国的《著作权法》颁布多年后，正面临第三次修订，我有幸成为《著作权法》修订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我希望通过研究中美知识产权，能够履行职责范围内的修订工作，同时通过在著作权立法的前沿观察及未来趋势等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收获。在斯坦福法学院，我们是分学期授课，每个季度为一学期。我一开始不太适应，本来就是“土鳖”，英文当然就“别扭”。尤其是在纯英语的环境里，听力一项更使得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前三个月是我适应的时期，也没有怎么去做研究，而是专注在我选修的三门课上。美国大学的教授方式跟国内很不一样。一般访问学者以研究为主，至多选两门课，而我选了三门。自由学者可以拥有较高的自由度。每天下午，我都有90分钟的课。周三上午还上一个二十四式太极拳的课程。
在这段时光里，我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仿佛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重复着相同的事情。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之前在腾讯创业的15年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成不变”的节奏。但我很快而且很愉快地进入了这个角色。第一天上课前，我把教授发来的准备材料都看了一遍，虽然是英文的，但因为那些知识产权理论和案例与国内有些是相通的，所以我以为自己都很清楚了。第一节课坐下来，教授说完“下午好！”，后面我就都听不懂了，意思完全“get”不到，如听天书，一下子压力来了。怎么办呢？只有调整自己，每天用心去听，甚至去猜教授在讲什么。当然也要感谢其他同学课后帮助我理解。在美国期间，每逢周六、周日有时间我也出去走走。我曾抽空去旧金山看了一个航空展，那是一年一度展示美国军备实力的传统表演。
参观航空展
二、美国东岸：考察产学研潮流
我是9月到斯坦福大学的。8月我先去了华盛顿，主要是与美国版权局、互联网协会、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等机构交流，并参观了最高法院。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也是联邦立法的发生地，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法案在国会被讨论、通过或者驳回。很多产业的代表都会在那里设立一个立法的游说组织或机构。传统电信通信业是立法游说的大户，其中也包括互联网行业。很多电信业和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在硅谷，但大多都在华盛顿设有中心，负责立法游说和政策研究。
我们与这些组织交流后发现，他们游说立法的过程、影响程序的做法和判断是很有意思的。例如，他们现在判断，奥巴马总统还有两年任期就要改选，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或者互联网立法会抱持相对保守的姿态，不会主动寻求突破。
我们访问了美国版权局，它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版权管理机构。美国版权局设在美国图书馆，这是因为美国图书馆是最早的版权登记机构，于是就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就成为了一个执法机构。在知识产权的立法过程中，美国版权局会公开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们得知中国的《著作权法》正在作第三次修订，也很主动、积极地把美国的行业意见提供给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参考。美国是版权内容输出大国，也是版权的主要主张国。交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2014年12月出台的《美国版权局实践纲要（第三版）》（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Third Edition），不仅包含了迄今为止所有与版权登记审查相关的法律的变化，而且加入了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实践，每个案例是怎么判的，描述得很细致。一个个具体的例子为审查员提供了准确的指引，美国实用主义的法学思路由此可见一斑。
我去的第二站是纽约。以往去纽约都是去华尔街，国际金融的中心。我这次去则主要是深入到纽约林立的各种大厦中，里面藏着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大多都是一些创新企业。比如我去到了明日实验室（Tomorrow lab），小小的一个实验室，开发各种产品，在硬件上融入一些原型设计，将科技理念、设计和制造三个环节打通。比如生产一个智能药瓶，这个药瓶里面有传感设备和信息系统，服务对象是那些需要长期服用昂贵药物的人群。这一部分人把药输入到药瓶里，传感器会“告诉”他还剩多少，提醒他每天吃多少量，还会将患者服药情况都送到数据网络上，数据传输过程都符合美国HIPAA法案的数据传输合规要求。比如电量贩卖机，为那些需要一次性大量充电的人群服务，人们只要刷卡投币就可以现场充电或购买电源使用，这也是一个实用的小创新。这类小创新还有很多。原来纽约也藏着很多创新企业，这跟美国鼓励创新的国情有关。
接着我去了波士顿，与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就是剑桥市。提到剑桥，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英国剑桥，其实美国麻省（马萨诸塞州）也有一个剑桥市。这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密度最高的地方。各个高校里面有顶尖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其产学研中的“学”和“研”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剑桥市的市长马荷先生（David P.Maher）就在校园的草坪上欢迎我们，很轻松随意地跟我们交流。这和我们熟悉的很多规范的政府接待感觉大不相同。他讲到哈佛和麻省理工（MIT）两所大学成就了一个城市，就是剑桥市。他提到了剑桥市对创新产业的支持，比如提供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创业基地等。其实这些都是学校产学研结合的体现，但是政府的支持也很重要。此前我也曾与一些中国学生交流过，为此我问剑桥市是否支持中国学生多过来留学。剑桥市市长说，那是学校自主的事，不是市政的事，但是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哈佛和麻省理工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在剑桥市我们可以看到，市政府与学校密切配合，为当地初创的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甚至他们会资助资金，提供一些免费办公空间，采取减免费用等政策去支持创新。
麻省理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媒体实验室。这个媒体实验室研究的并不是简单的媒体，而是真正的介乎人与人之间独立产生的媒体，所以它的研究范围非常广。这个实验室每年研究经费达4500万美元，独立的研究经费来自很多渠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的资助。比如视觉媒体的实验室项目，其经费就是来自谷歌的基金拨款，它们在越南、柬埔寨都有一些科研项目，致力于帮助“信息平民”，有点像我国进行的建设农村信息化工程。这个由学校主导的媒介实验室成立30年了，有150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参与，涉及350个项目。它针对不同领域甚至未知的领域，做着一些最前沿的探索，比如穿戴计算的研究，可携带互动界面以及高效率计算系统的研究，在城市设计可折叠的电动车，甚至用电子手段对神经失调进行治疗。我去了之后，感觉他们在产学研中，“研”的这一环是非常前沿的，而且是世界领先的前沿。这里的产品还有全息照相机、人造外骨骼。这些是给残障人士用的吗？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它可以给军队甚至所有人使用。戴上人造外骨骼，就可以轻易举起很重的东西，这在军事和民用上，都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与实际需求。还有给5到8岁的孩子开发的积木编程程序语言，孩子不再是沿用传统的模式接受教育，而是通过“试错项目”，一边“错”一边“学”。
陈一丹先生参观麻省理工学院
人工智能实验室是麻省理工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最出名的成果就是美国的登陆星球机器人。许多国家级的项目，都是由这个学校实验室研发的。
我们在哈佛校园走一走，随处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比如Henry Miller Memorial图书馆就是一位母亲为了纪念逝去的儿子Miller而捐赠的，因为他儿子曾是哈佛的学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送给哈佛建校300周年的礼物，是一个赑屃驮碑。美国的学校社团，男学生参与的叫Fraternity（兄弟会），女学生参与的叫Sorority（姐妹会），哈佛有名的兄弟会坡斯廉俱乐部被戏称为“猪俱乐部”。他们还对外售卖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希望武汉学院的新校区，以后也能对外售卖一些受大家欢迎的纪念品。
陈一丹先生于哈佛大学留影纪念
三、硅谷：科技创业的繁荣生态
来到美国西岸，我再次去了硅谷。硅谷是美国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也有很多创新企业在这里，它们都希望在这里成为下一个谷歌和Facebook。我这次走访了一些企业。
第一站是谷歌。谷歌成熟的创新文化也体现在文化的兼容并蓄上。为了接待我们的考察团，他们把点心都做成“QQ”模样，多么成熟而真诚的好客之道啊。我们和谷歌的高管交流，会议的末半段，谷歌的创始人CEO拉里·佩奇骑着自行车来了，跟我们分享谷歌的文化和产品理念，然后又骑着自行车走了，这就是我们在谷歌与他们交流的情形。
陈一丹先生再次前往硅谷考察并得到热情接待
Netflix是提供互联网随选流媒体播放的公司，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对电影电视剧节目进行数据分析，找出哪些节目受欢迎。他们的CEO里德·哈斯廷斯给我们一行讲述了当年根据用户需求探索商业模式的历程。时下很流行的电视剧《纸牌屋》，就是Netflix根据用户的需求拍摄和出品的。
还有我们熟悉的Uber，通过与车辆联系来满足人群的需求。一方面是对可供使用的出租车或车辆的数据分析，另一方面是即时用户的需求，他们用互联网模式把两者连接起来，产生效应。我们问Uber管理层，当初Uber按车资的20%收费的标准是谁决定的？是怎么根据市场决定的？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说：“是我决定的。”我们继续追问：是凭什么数据决定的？他告诉我们，凭的是直觉。
我们还去了特斯拉公司。特斯拉有非常环保的充电汽车，这也是一个创新，尤其是电池的创新，更加符合环保的潮流；同时，它里面的数控也是非常“炫”的，受到年轻人特别是硅谷的精英人士的喜爱。我关心的是他们的激励文化。特斯拉给员工的薪资其实是很低的，包括高管，普遍低于市场价位；但是特斯拉发了较多期权，吸引了一帮充满激情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未来。公司如果起来了，大家都有份分享；不成功，就都拿较低的工资。这就“绑住”了一批愿意为未来奋斗的人，而且都是疯狂地为未来奋斗的人，近期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就是特斯拉。
我们看到，整个硅谷不只是单纯的企业集群，而且是一个繁荣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它的创业文化非常强，在融资、辅导以及风险文化等方面都有成熟而独到的理念。和其他地区的创业者面临的现实环境相比，美国的创业者有明显的优势。比如我作为投资方，如果你没有创业失败过，我不敢投给你；你要是失败过我才敢投给你。还有律师、人力资源、法律环境等，构成一个很好的创业氛围。我们可以看到在深圳和北京的中关村，也开始兴起一些类似的文化。我相信，未来武汉各个方面发展起来之后，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出现这种创业文化。
我到斯坦福大学还没有去法学院报到时，先去了斯坦福的虚拟实验室。这个是虚拟人机互动实验室，创始人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博士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事情，就是虚拟现实技术。他从22岁就开始研究，今年42岁，已经研究了20年。中国人说“十年坐穿冷板凳”，他坐了20年的冷板凳，还在那里研究。我去试了试，且不说未来应用的前景如何，单就现场的体验而言，非常震撼，仿真感受的冲击很大。我现在肉眼能够看到各位，是真实的你们，但在那里，是摄像的虚拟现象，地上突然显现有地陷，好像就在一个悬崖边，我真怕掉下去，但其实就是实验室的平地。杰里米·拜伦森博士是Facebook的首席顾问。2014年，Facebook斥资23亿美元收购了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这项技术已经被前沿大公司锁定了，未来如何应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陈一丹先生与Facebook首席顾问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博士合影
参观虚拟人机互动实验室
在腾讯的美国分公司，我们请来一位世界级思想大事，图灵奖的获得者珀尔教授给我们讲数学，讲理论，讲数学的因果，谈了两个小时，非常深奥，还有一些根本听不懂。现场的“理科男”听起来也很难，随团幸好有一位研究这方面的教授，耐心作了简易的解读，我们才有了一些理解，了解到他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
我们还走访了一些孵化平台，如全球创新孵化机构NestGSV。很多有潜力的创业小公司（Startup）都放在平台里面，创造一个个实验室和创新文化，由作为孵化器的平台公司来支持和入股创业，总有一些Startup会闯出来。举个例子，一个初创公司Lending Club，2007年于旧金山成立，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P2P借贷平台。
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教授在腾讯美国分公司作讲座
美国的利率是市场化的，我们的利率是由人民银行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两国现状不一样。美国的信用卡贷款比例可以高达18%，个人无抵押贷款15%到25%，然而在P2P平台的对应利率上只有11%，这就是它的机会。但是如何去评估这些借款人呢？它通过做信用评分，针对小企业和个人分析定价，形成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所以在过度消费、金融发达的美国，P2P就成为渠道之一了。
其他还有很多研究机构，扮演不同的生态角色，串起来就是整个创业的生态。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科技研究中心（BCLT），专注于研究理论和未来以及法律前沿问题。这是设在学校里面的研究中心，致力于做理论和前沿的法律政策环境研究，并建立业界学者专家社群。
我们还去了未来实验室（IFTF），这是一家有45年历史的独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注重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研究处于“可能”和“未知”之间的领域。这个未来实验室是社会实验室，它是可以收费的，因为它的研究成果给企业带来了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新产品的应用、还有各个环节的把握，可以给各行业的前沿探索指出一条实用性的路或者给予前瞻性的参考，如此就会产生商业价值。研究人员给我们演示了图像自动翻译技术，对着一份西班牙文图像一扫，马上翻译成英文。多年前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现在已经在APP上应用了。在这里，我们还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以前80%是产品技术创新，很少是战略创新，但现在回报最大的是战略创新。
四、“向世界出发”的第六次留学浪潮
应该说，我们比以前的人幸福。以前想要看世界的人要漂洋过海，而我们今天坐一程飞机就周行天下。如果把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比喻作航海时代，我们可以出去见识了，跟世界互通了，那么即将来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是航空时代，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在与世界联通。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这次去纽约唐人街看到了他穿着官服的雕塑立像，华人对他很认可。林则徐提出“师夷”之说，告诉中国人应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
左起：林则徐，黄遵宪，容闳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由于职务的关系，他去日本做过外交参赞，也做过出使大臣，还在美国旧金山做过总领事，真的走出去了。他向中国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介绍西方制度和西方主张，是晚清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容闳是中国民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中国第一名留学生，第一名“海归”，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我这次去斯坦福，与很多中国留学生作了大量的接触和交流，有一个感觉，现在的留学生已经很不一样了。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五次留学热潮，第一次是晚清时期，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第二次是民国初年，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第三次是国民政府时期，以科技救国为目标；第四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建设祖国为目标；第五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创业立业为目标。前面三次是为了救国，后面两次是为了建设，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
我认为，留学的第六次浪潮又来了。这一批人大多是城市的孩子，有着现代都市人的见识和视野，其父母辈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没有那么多束缚，也没有背负太大的经济负担，他们的思想更自由，因此也更加接近现代化的潮流。
我在学校里观察，同时也得到教授们的印证。根据他们的反馈，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和十几年前相比，课堂内外都更加活跃，以前通常都不大爱说话，只顾埋头刻苦学习，现在已经主动融入各种活动中去了，而且还不乏各方面都优秀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况也今非昔比，已经很少有人去餐馆洗盘子，打工赚钱了，因为他们大多不用再为经济问题担忧。但是他们会去公司实习，去各种实验室实习，争取实习经验，甚至个别人已经开始与美国当地人合作运营生意了，因为只有美国人才有资格拿营业执照（Business License），而他们则从中获得创业经验。总之，当今的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探索，主动构想着自己的未来。
五、治学：“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心灵
斯坦福的第一个学期是从夏季到深秋。当校园的树木从绿色过渡到金黄，我就开始了这段学习和研究的历程。于我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非常痛苦，我只有慢慢去适应和习惯。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的核心、逻辑与美国知识产权体系颇有相通之处，我之前有这方面的基础，理论内容对于我来说相对简单。所以，我更加关心的是语言本身。
我尽量“打开”眼睛，多观察两国教学的不同。中国教学主要是面授讲解的方式，这里教学则是课堂提问的方式。教授提前一周告诉大家：请提前预习这几十页到一百页的内容。在学生完全熟悉案例的前提下，教授直接从各个角度向学生提问题，反复进行各种假设和思考，学生也随时向老师提问题。这样的互动形式，看似很轻松，如果学生没有认真准备，就会被问得哑口无言，将是“窘窘”的压力。
斯坦福的学生其实非常用功，他们预习时几乎都在图书馆。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学生白天都在玩，原来他们选择从晚上12点读到早上6点。这是另外一种勤奋状态，有别于我们说的刻苦勤奋，应该说属于一种主动的勤奋，相信他们心里都清楚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这就是法学院的状况。我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在语言方面，以前只要听到英文就自动“屏蔽”，反正有同事协助翻译，我只讨论内容，讨论完了就结束。现在，我会努力去听，从一个单词、两个单词、三个单词逐渐进步。从小，我们的英语语言应用环境就比较少，所以听力和口语较差，但多年教育下阅读还可以，因此要慢慢熟悉目前的状况。我还在努力中，起码我改变了态度，从原来耳朵“失聪”的状态改成了努力去听。我每次上课都百分百打起精神来。此时别的访问学者主要在做研究，我却主要是在“攻”语言，80%的时间花在准备和听课上。作为访问学者，上课本来是做研究的副业，现在倒成了我的主业，“打开”耳朵成为我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我这三个月的现实状态。
“打开”眼睛，是一种单向的学习，也是一种自发的态度，当然也有兼容并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挨打之后的一种觉醒。“打开”耳朵，则是一种自觉的实践，在与世界的互动交流中不断思考，如何在新的起跑线上与世界平等出发，一方面是增进与他国的友谊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增加与世界交流的理解力。
今天，回到这里分享，更大的目的是希望师生们“打开”心灵，与世界坦诚交流，这是一种自主的实现、文化的对接。面对文化冲撞出现新的不同状况，如何实现文化尊重、寻求共赢？只有“打开”自己，才能自我突破。“打开”眼睛，我们看到了，“打开”耳朵，我们听到了，但更重要的是“打开”心灵，融入世界。
可以观察到，美国到现在为止，依旧是世界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日本也有很多创新，但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远远没有美国高。然而还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很强，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全世界最高，而且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种能力，创新的应用和落地是我们中国的强项。美国和中国，都在不同地方发挥着创新的优势，都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六、特色：将社会“搬进”课堂
在校园里，我时常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讲座，学生听讲座还可以算学分。特拉华州州长杰克·马克(JackMarkell）也来斯坦福大学讲课，他讲授的内容是科技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法律带来的挑战。特拉华这个州非常特别，它的面积、人口很有限，但是有全美最友好的公司法，很多公司在这里注册。他这次演讲，着重介绍从政府的角度思考，怎么支持新科技产业的成功发展；如何避免将新商业模式强行置入旧有的法律监管框架，同时又使之能符合所在地的法律要求；鼓励设立自律评估机制；考虑公共利益的平衡；等等。州长亲自来给学生讲解，对学生了解和思考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启发。
除了教授讲授日常课程，学校也请硅谷律所合伙人、科技公司的法律顾问直接在学校授课，教学与产业互动紧密。
有一次，我进入学校的模拟法庭，当时这里正进行着一次真正的诉讼程序。该法庭可容纳100多人，需要登记ID才可以进去，学生对这类活动非常重视，庭审前半小时就已经满座。公诉人和被告律师早已正襟危坐，相关人等一律按部就班，秩序井然，法官入场时全体肃静并在书记员提示下起立。这是一个死刑复核案件的庭审现场，死刑复核法官就法律问题进行许多询问，并没有涉及任何事实的争议。从双方律师对证据法规则的反复推敲和陈述，以及法官的提问上都可以看出，美国诉讼规则的高度统一和严密性。整个过程也体现了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结合之紧密。庭审时长一小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踩得很准，毫无拖延。
学校的实验室、研究机构、社会机构的创新和产学研结合，在斯坦福已经形成气候。我很高兴获知，近期在武汉学院也成立了一个创业基地，开展产学研结合项目。希望以后各学科都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和应用，让学生的学习、老师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与社会的实际应用真正互动起来。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不时会发生学生翘课和同学互帮签到的事情。在斯坦福校园里，课堂是开放式的，不点名，想来上课就来，不来也不会怎么着。在斯坦福上课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完全靠自觉性，学生花了那么多钱交学费来这里，错过一节课就是一次很大的损失。
我们还可以看到校园文化的另外一面，这是我在与美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的日常交流中体会到的。在与美国学生交流时，会发现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知道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我们的毕业生，也应该不仅仅想着毕业就是就业，就业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整体的人生要努力自己去设想，并努力去充实它，需要规划好此时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同样的，我们的老师也要有自己的梦想。在美国，老师请同学吃饭做客、参与社交互动都是很平等的，也很平常。对于他们而言，大多有着成为“终身教授”的理想，他们也有自己的教学追求、研究追求。美国实行教授治校，教授有很大的独立性，尤其是权威教授。拥有行政权力的美国大学的校长、院长，是服务型的校、院领导，也需要向社会筹集资金、建设平台；将学校、学院经营好，校长就会得到师生的尊重、行业的尊重和社会的尊重，他们一样有他们领导和管理的理想。
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为例，法学院办公楼里有一个“拉里·克雷默庭院”（Larry Kramer Patio），是上一任院长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命名的，由教师们投票通过。拉里是一位威望很高的法学院院长，卸任以后被聘为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Foundation)的总裁，管理着高达87亿美元规模的慈善基金。该基金会是由惠普（HP）的创始人休利特在1966年与妻子共同创办的。休利特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年轻的时候拥有创业激情，把公司做得很大；步入中晚年之后，又把大爱付诸行动。这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情怀，让我从心底由衷地升起深深的敬意！对于起步时间不长的中国慈善，许多国内基金会包括腾讯基金会，虽然做出了一点成绩，也只能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宏大的国际视野里，在深厚的美国慈善文化的面前，在东西文化碰撞的震撼之下，我对拉里总裁诚恳地表示：我们还需要好好学习与取经。
七、国际视野：问路教育、问道产业、问梦未来
此时此刻，我们在武汉学院，通过现代信息的一扇窗口，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我们是选择做“偏安一隅”的学生，满足于毕业以后有一份工作，还是选择与国内各个地方对接，与世界对接呢？其实路就在你脚下，关键是你的志向、思想以及真正的努力。我们在武汉学院里看到一些现象，真正努力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针对事情负责；那些只对特定的人或者是自己的面子负责的人，其实只是表面忙碌而已。我们武汉学院认可的，是真正努力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国际视野去看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世界未来的变化，也是属于学生未来的变化。我们老师要培养学生，能够看到这种变化，学院也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保有开放拥抱的心态。开放拥抱是什么心态呢？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我们应该迎上去，拥抱它，保持一种积极求变的心态。怎么变呢？也许还不太清楚，但应做到不回避、不抗拒，以一种积极的心态，由我来“变”、我来学习的状态，投入到武汉学院的变化中。所以未来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求变的心情如果不迫切，在下一个发展时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期就会落伍。大学四年，不变则退，所以必须要迎头赶上。至于变化的效果，那是我们的能力问题、学习提升的问题，但是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必须要树立。在武汉学院新的发展阶段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主动求变的心态。
耶路撒冷有一个犹太教的圣地叫“哭墙”（Wailing Wall），是犹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家园，是神圣的地方。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墙”，设计者是著名的华裔建筑师林璎女士，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来反思战争和思索生活的意义。在武汉学院，我们也建了一道让大学生任意涂鸦志向和梦想的墙，这道墙就建在新校区，在学生宿舍和教授专家区之间。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志墙”（Aspiring Wall），意思就是“有志向有抱负的墙”。希望每个学年，同学们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描画自己的梦想，让“志墙”成为武汉学院新的人文风景线，走进同学们的心里，伴随着大家的成长，成为武汉学院的一道精神之墙。
世界的确是处于变化之中，也处于创新之中。我们培养的学生，一端连接着世界，一端连接着未来。那如何去连接世界、连接未来？开放的时代需要我们“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更重要的是“打开”心灵。问学校，我们学校自身如何连接信息化？在硬件大规模的投入下，我们创新实现软实力的提升，怎么去做到？前面提到的图书馆只是一个硬件，或许整个校区都仅是硬件而已，是学校发展的基础设施，然而更重要的是软件建设。我们也问产业，在国家国际化战略背景下，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下，产业如何匹配大国崛起？李克强总理1月4日在深圳考察柴火创客空间，称赞其充分展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不仅仅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结合，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与未来的对话。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问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回应自己？过去一年我们已经看到武汉学院的努力和变化，无论是新校区的建设，转设工作的筹备，还是教学上的创新、改革，教师们整体是努力的，同学们也是朝气进取的，树立了端正的学风。然而应该看到，我们的教学管理、教师队伍的人才培养，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希望学院全体上下在新的一年拥抱变化、适应变化、努力提升，也祝福师生们在新年有所进步。
过两天，我就要返回美国开展第二学期的学习。我也有目标，我会有所侧重地去参与各种活动和研讨，也会花更多时间在研究课题上，春节也将在美国度过，所以我也祝福自己有所进步。今年是农历羊年，在这里我也预先祝愿大家三“羊”开泰、“羊”眉吐气！谢谢大家。
八、互动交流
主持人：陈一丹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包括在美国游学的见闻。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要创办中国最受尊敬的民办大学，就要“打开”耳朵听世界，“打开”眼睛看世界，最重要的是“打开”心灵融入世界。我相信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心中肯定有很多疑问，大家可以和陈先生来一次心灵的“碰撞”，看看能够得到什么答案。
提问：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互联网方面的。现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势头很迅猛，很多学生就业时很想投身于互联网产业中。您认为现在对于想投身互联网工作或者创业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陈一丹：互联网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成熟，且与不同产业的结合都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很明显有几种就业途径是值得我们毕业生去考虑的。一种是进入一个大的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个成熟的互联网公司，去看看它是怎么运作和发展的，融进去并得到锻炼，知道产业和公司的前进步伐，这是一种选择方向。前提是你要与全国优秀的毕业生“PK”，并能够脱颖而出，得到企业的认可。
第二种选择方向：现在互联网创业不像以前一样，它有很好的大数据平台，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很多大型网络公司提供存储和应用工具，只要在这个大平台上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模式就可能创业成功。但这个行业创业竞争十分激烈，要真懂这个行业，真能找到市场需求点并有能力实现它才行。比如你做的一款应用产品刚好适合“90后”的生活状况，能满足这类人群的需求，你的产品就会有机会。我们之前举办过一个沙龙，请了很多创业的“90后”来分享。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和我们平时讲的艰苦创业的思想很不一样，他们依然很努力，但是机会点在于，以他们对同辈人的理解，来满足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的生活需求，满足包括娱乐需求、饮食需求乃至任一领域的需求，就能成功。因此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态、能力与潜力。
第三种是通用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途径。比如学院有会计、金融或者是经贸、法律等专业，这些是任何行业都需要的专业。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在互联网领域里扎下根来，深入理解，然后结合每个领域的发展，发挥自身专业的优势。
当然，学院也可以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开设更多与互联网、高科技相结合的专业，比如信息和科技领域的专业，培养创造性人才到产学研基地以及科技公司去交流、去实习、去就业。
总而言之，互联网和高科技的的确确是未来的大趋势，有无尽的产业机会、就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就看我们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当然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和一些运气，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提问：陈一丹先生您好！我想请问，武汉学院转设以后，学校会有哪些方面的改革？改革之后学校会有什么变化？对于像我这样以学校为家，或者是很多准备以学校为家的老师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
陈一丹：今年是转设之年，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个转设的过程中凝结了很多老师的付出，尤其是十年来的积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迎接这个转设评审。评审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当然我和师生们一样期望能够顺利通过。
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要感谢过去十年为此辛勤付出的老师和学生，以及我们的院领导班子，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到了今天。基础是需要靠一辈一辈人去打的。
转设成功必将给学院带来巨大的变化，包括我自己都充满期待。学院是公益办学，从投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运作更加体系化一些，不仅是个人的投入，而且是以专业教育投资的公司制来长期投入运作，甚至是让老师们都能参与进来的方式。
校董会和院领导，也会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也会更多地与国际接轨，我是有这个愿望的。校董会如何开展工作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请校领导给我们展望一下：这次校董会领导下的院务会和各位老师都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如果转设顺利通过，学院将展开崭新的一页，校董会会如何规划？为学生和老师们展开怎样的蓝图？学生和老师们又应该如何去建设我们的武汉学院？
时任董事长：校董会在2014年整个一年中都在寻求答案。我们到了新校区或者是转设之后，武汉学院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怎么定义，怎么定位，对学生和有志于与武汉学院一起成长、一起奋斗的老师，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答案？我们一直在寻找。而且我们也成立了相应的小组，要求一些有这样想法的员工、老师或者中层干部自己搜集大家的需求、大家的诉求，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新的”武汉学院应该去“拥抱”这些老师，你既有意愿、又有想法、又有水平和武汉学院一起成长，这些老师我们是应该欢迎的；或者你有一定意愿，但是你的能力还差一点，可能职称和相应条件目前还没能随着武汉学院的发展高速发展起来，但是不要紧，我们也愿意帮助你一起一起走下去。还有第三类，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你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与武汉学院一起走下去，武汉学院怎么能依靠你？刚才获奖老师说武汉学院成就了他个人，其实是大家成就了武汉学院，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点点滴滴付出，才有了武汉学院目前高速的发展。这是一个相互了解、不断摸索的过程，但是总的方向肯定是往好的方面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对于以武汉学院为家的人，校方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我们一直在想，这么多年轻老师愿意以武汉学院为家，武汉学院就应该把这个家打造得更好，为你们去考虑更多事情。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包括幼儿园、接送老师的班车、老师周转房，校方都会一一考虑，全力落实，这些是2015年的工作重点。2014年要转设，首先要达到国家对我们校园、土地、教学行政用房的要求，这些硬指标达到之后，接下来就要落实老师的福利待遇，要让你们也感到满意。
真正以武汉学院为家的老师能够踏踏实实稳下心来，才能够给我们的学生带来更多更好的课堂上的精彩讲述，才能够更多去关爱我们的学生，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陈一丹：我补充一点，以武汉学院为家的青年教师们一定会把这个家建设得更好。这一批教师都是有理想、有教育使命感的老师，我们如何在软件建设方面，包括在教学管理上、在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上、在教师实现成就上，将支持和服务的平台建设到一个更完善的程度，的确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培养更好的明师，培养更好的明生，创造一个更好的明校。
提问：刚才您在演讲中提到武汉学院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想问的是在转设之后武汉学院的人事制度尤其是关于教职工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晋级方面是否会有具体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专业教师有职称评定，2014年也出台了辅导员的规定用来支持辅导员的职业晋级，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在这个方面缺乏相应的渠道。未来武汉学院在这个方面是否有具体措施，让行政人员也与大家一起分享武汉学院成长的喜悦？
陈一丹：这是每一个老师都关心的问题。在求变的过程中，的的确确不是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方案供我们去执行，我希望未来的探索，包括探索方案本身都是共同参与完成的，因为共同参与之后得出来的方向才是我们武汉学院人全体的方向、共同认可的方向。因此转设以后我们应该会做更多的调研，去探讨，无论是教学还是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去探讨，深入地探讨，花大量时间去研究方案，这些可能涉及管理体系、教学发展以及相应的组织架构改革，都有可能。这么重要的事情，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全体参与，共同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得出来结果，全体上下在这个基础上去大力推行，因为那是我们武汉学院共同追求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既是政策的不同角度的参与者，又是不同政策的推动者。因此先从这个角度做起，形成共识以后我们往前推，来创造武汉学院的明天。
主持人：谢谢陈一丹先生。在陈先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触颇深，所有老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表达了对学院发展的关注与期待。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将带着希望和祝福的掌声送给武汉学院。再次谢谢陈一丹先生。
2015年1月6日
